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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适晚年生活怎样

2020-03-25 09:21:04 当前位置:解历史 > 历史解密 > 手机阅读

相信很多人都对胡适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吧。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,同时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思想家,文学家和哲学家可能也有很多人都读过胡适的一些文章,他在文学方面也有非常大的影响力。但是除了胡适的成就之外,你是否了解过胡适的个人生活呢?你也许读到过胡适在留学期间写下的,那些每天都想要打牌的日记,但是你是否了解晚年的胡适又是怎么度过的呢?胡适晚年的生活为何是如此的落魄不堪?他到底遭遇了什么呢?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

胡适晚年生活怎样?为何变得落魄不堪?

1.胡适一生,都属于很开挂的那类现代史人物

他位高望重,从27岁进北大当教授开始,就古道热肠助弱扶困,号称学界“头号老板”。可他离开大陆流亡美国那八九年,不要说帮助别人了,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。

1949年,他58岁。他的父系祖辈似乎都不长命,其父胡传就只活了55岁,所以此时的胡适,似乎对生命随时终结、特别是家国纷忧早有准备,在文章与日记中屡屡谈及。

而他对蒋氏王朝也失望透顶,所以一旦面临选择时,他决然左右都不靠、陆台都不留不去。那年4月6日,风萧萧中他从上海坐船,漂泊到了美国。

这位前北大校长、前驻美大使,暂时卸掉了一身荣华,至此过起了自力更生大学领薪,完全寓公流民式的数年异国落魄生活。

胡适晚年生活怎样?为何变得落魄不堪?

2.美国一呆,就是九年。住在纽约八十一街公寓大厦

他原信心满满地以为,可以出任哈佛大学一类的汉学教授,可那些洋学者们似乎不希望他去抢饭碗,暗中杯葛。所愿不遂,只好到普林斯顿大学应聘为一个小图书馆的馆长,年薪是五千二百美元。钱不算菲薄,可地位低,名为馆长,其实不过类似大学科系资料室的主管而已。

就是这么一个小图书馆,到了1951年底,校方还嫌费钱,另请了位年薪只需三千五百美元的,技巧性地把他给解雇了。可以说,在美国近十年间,他内心很压抑,给友人赵元任的信中说“精神上十分痛苦”,过去从来不用考虑的经济压力一下子也摆在眼前。

那时的他,一家五口,分居四地:自己夫妇在美国,大儿子胡祖望远走泰国,儿媳曾淑昭在台北,小儿子淹留北平;此前虽然收入特高,但是花钱大手大脚,还经常资助别人,并没什么积蓄,夫妻俩又年老多病,经常要卧床,治病的费用支付都很苦难。

当此时,“小朋友”唐德刚在回忆中说,“适之先生夫妇,年高多病,缚鸡无力,自然更是坐吃山空。他的经济情况与他的健康情况一样,显然已渐入绝境”。以往的佣人也请不起了,凡事都要自己动手,经常一人在家看书,水开忘记,导致浓烟满室。

后来,我读胡颂平《胡适之先生晚年对话录》、唐德刚《胡适口述自传》及1948年以后的《胡适的日记》,很多大道理大事件都忘记了,唯有两件事感慨最深:

一件,他的老妻江冬秀吃不惯西餐,加上经济困难,就自制很多腊肉、梅菜干、咸鱼之类,在阳台上晾晒,有些味道,邻居啧有烦言。胡适心中不安,一次最盼着老妻外出看戏,把这些东西全扔了。

还有一件,就是他从不带钱,带了也记不住,江冬秀就想了一个法子,每晚都给他领带内夹带个两美元,这样胡适每天上下班就可以买票了,胡适为此还很得意,青年学者唐德刚采访他,他还把这件事专程告诉他,呵呵大笑。

这两件虽然都是晚年琐细小事,但是反倒更能看出很多东西来。比如,胡适为人的自觉和温和,是不论穷达,至老弥笃的。

而他晚年生活的困窘,那领带上用来挤地铁的两美元,似乎也都是每天的暗示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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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事情的转机在1957年8月,彼时岛上的“中央研究院”,换届投票选举,公推胡适出任新院长

蒋氏不好违背公意,没有驳回。而胡适在美,也确实生活艰难,加上思国心切,也有意回来。于是在1958年4月,他终于与前清华大学梅贻琦一起返台。

他回来后,立即就任中研院院长,并长期兼任政府清闲部门的要职。他自知余生不多,而在台的那些知识分子和“旧部”,也终于等来了他们的“精神领袖”,双方一拍而和,准备大干一场。

晚年在台的胡适,他最大的心愿,也是着手进行的事情有两大件:

一,促进学术、文化、科技的独立与繁荣,并竭力扶持年代一代得力人才,拟定出了诸如《国家发展科学培植人才的五年计划的纲领草案》等要领,为日后对岸科技与经济发展迅即 、跻身亚洲四小龙奠定了基础;

二,利用自己的身份与威望,努力保障和拓展空间,对蒋氏父子多有直接或幕后的抵制,反对蒋氏连任,并支持组建反对力量。在政事上,他最终的目标和希望,是可以实现国家全面的民主架构。

可惜,那样的环境,他这样的想法,无异于异想天开,也完全是与虎谋皮,基本是以黯然神伤告终的,但是他也为后来岛上的民主化进程埋下了火种。

胡适晚年生活怎样?为何变得落魄不堪?

4.那时的他,境况改变了,但生活还是非常简朴,完全是一个清贫书生学者的状态

他似乎更加急切地预感到生命无多,全身心地扑在工作。白天,各种见客、开会、演讲;到了晚上,他常年熬夜的习惯的也没有改变,晚11点过后,“才开始阅读、写作、处理公务,常至凌晨三四时”。

他年轻时起每天都只是休息四五小时足够,我还记得在《胡适口述自传》书,他似乎还跟唐德刚说过,一个人每天睡觉超过五小时都是懒人的话。

晚年的胡适,物质生活还是随意,唯一的“奢侈要求”,就是穿的皮鞋“必须用上好的皮革定制”——他对个人形象的在意是自少及老的。

那时的大陆,批评他的风气很猛烈,很多过去的师友对他攻击起来犹如寇雠。但胡适毫不在乎,心理似乎未受太大的干扰,只是很痛心。好在孙子胡复出生了,也随父母回台,胡适享受了一种天伦之乐。

每周日,空闲的很多时间,他都陪着孙儿嬉闹,一起折了很多纸玩具,还频频对着三四岁的孙儿道歉,说是自己太笨什么的,一脸无奈。可万事都不是完全顺心的。他的晚年,最大的痛苦,可能是来自小儿子胡思杜自戕的消息。

1958年5月,他其实已从“泛亚社”香江来电中胡思杜身死消息了,还是差点一头栽倒地下。但他此后没有再提及,大概是拒绝相信吧,死后的遗嘱还说到胡思杜的安排。

就这样,他逐渐走到了生命的终点:1962年2月24日,在中研院酒会上,胡适在大家注目下,发表他人生最后一次讲演后,心脏病猝发,倒地身亡,就此离开了人世。他没有留下什么话,但可以想见,在那秋风透窗的上午,这位安徽人走的十分安静,却又带着许多无法说出的恨事。

他死后,除了藏书,身无长物,几乎没有留下任何遗产。他的老妻江冬秀也许是怀念吧,此后每每对着儿媳“抱怨”:“适之帮助穷书生,开启支票来活像百万富翁,待我如穷措大”。还说他继续“装”的像个慈善家,无可奈何的神情,一脸苦笑。

但是,所有人也知道,在现代中国故事中,即便有太多沧桑与绚烂都已经随风飘逝,但“我的朋友胡适之”这句话,已经是永恒的文化流言,有着古老亘新的味道与光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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