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为了能够深入了解对手，美国调集了许多人才，社会学、历史学、人类学、心理学等各方面的专家。这些人每天要做的就是集体剖析日本人的特性，而且取得了非常不错的研究成果。在此基础上，出版了一本至今作为研究日本社会的作品《菊与刀》。

书中，对日本的特性有一个形象而深刻的概括描述：“日本民族是一个集多种截然相反的矛盾于一身的聚合体。”确实，日本人身上往往汇聚着两种极其相反的矛盾性格，也竟然有本事能把相互矛盾的事物巧妙地融合为一体。比如外界印象中日本人很“勇敢”，其实日本人从天性上讲就是世界上最怯懦的人，他们甚至天生不敢在公众面前说句话!日本人所谓的“勇敢”，实质上是为了遮掩他们天性怯懦的一种变态版“补偿”，其表现出来的不是豪迈、雄伟，而是一种歇斯底里的癫狂。

再比如，日本为了逼迫其民众“英勇无畏”而孕育出的“武士道”，要求日本人“忠诚无二”“誓死不降”，要求人人必须严格遵守。

其实，这些都是逼迫下层人遵守的，到了权贵阶层，就很大程度打折扣了。在日本历史上，下级武士尚能遵循“武士道”，一到诸侯就完全两样了，谋反、叛变行为比比皆是。以至于令日本人自豪的“武士楷模”产生最多的战国时代，又被称作“下克上”的时代，这也可见日本人的矛盾。

再比如抗战时期，日军表面上严格执行《战阵训》，严令官兵“不受生俘之耻”。凡有被俘者，一旦返回就会被逼自尽。

可是，这只是对下级日军的要求，这样的事放在权贵子弟身上，就完全是另外一个令人不齿的模式了。

冈村宁次，是国人熟悉的侵华战犯，曾任华北侵华日军总司令，臭名昭著的“三光政策”就是他发明的。他有一个侄子叫山田井马，在日军第一师团航空队担任中尉飞行员。

1944年1月7日，山田井马驾驶一架战机，由济南飞往青岛，途中飞机出了故障，不得不紧急迫降在鲁东解放区昌邑县东利村一条河里。山田井马受了点伤，爬出飞机时，起初还神气活现地向当地百姓发号施令，要求百姓护送他去日军驻地。百姓在地上写了“八路”两个字，这家伙顿时惊恐万状，逃之夭夭，被百姓合力抓获，送到八路军渤海军区第五军分区司令部。

到了八路军营地，山田井马以为自己会被处决，甚至像日军对待中国战俘那样虐待，终日惶惶不安。谁知一连多日，八路军不仅没有加害和虐待，还非常宽大地优待，专门找来由被俘日军改造而成的“反战同盟战士”为其讲解八路军的政策，和反对日本侵略的道理，令山田井马感悟良多。他对八路军有了全新的看法，也促成了他日后的转变。

再说日军。见山田井马被俘后，日军一时混乱起来，大家都知道，他这是日军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侄子，所以不敢怠慢。日军竟然想与八路军“做交易”，通过中间人向八路军带话：只要八路军放回山田井马，日军就可以加倍释放他们俘获的八路军，“以一换十”都不成问题。如果还不行，还可以附上一些条件，比如送些军火武器也是可以考虑的。当时不可一世的日军，居然也如此乞求。

八路军原本就奉行人道主义，对已经认识到日本侵略罪恶的日军俘虏，是可以予以释放的。而日军又迫不及待地提出这些要求，经上级批准，五军分区同意和日军交换俘虏。

结果，日军先释放了原清河行署公安局长李震、临淄抗日根据地的县长李铁锋等10余人，外加一批武器弹药，八路军便放了山田井马。日军一见山田好好的，一问，他还没有受过任何虐待，不禁“良心发现”，又一股脑儿释放了手里30多名八路军官兵，成为抗战时期著名的交换俘虏事件。

山田井马回到了日军阵营，如果是一般日本兵，恐怕少不了一顿毒打，然后被“赐死”，逼迫他自尽。而山田井马回去后，只不过被送到一个集训队，而后又继续留在日军部队。

但山田井马却再也不愿向仁义的八路军作战。日军无奈，只好派他到东南亚战场，最后山田死在了马来亚战场。